假如国难当头

相反，太平岁月优游卒岁者，反而有日后成为英雄的。比如文天祥，因为家境好，早年曾过着鲜衣美食、声色犬马的生活。但关键时刻，他能挺身而出，毁家纾难。被俘后，更是视死如归。终于成为连蒙古人都敬重的抗元英雄。
近期连续看到几篇黑鲁迅的文章。这几篇文章，意思差不多，都提到鲁迅晚年在上海的表现：1932年1月28日至3月3日，即“淞沪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抵抗，而被赞誉为“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鲁迅，却携带家人，躲进了日本人的地盘（内山完造的书店、英租界），逛逛书店，下下馆子，喝喝茶，甚至招招妓女，迹近“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文章认为，鲁迅不但要被请下神坛，还要被贴上“汉奸”的标签。

“饺子馅儿多不在褶子上”，鲁迅是否抗日也不反映在日记中。鲁迅日记中有水灾捐款、佛事捐款的记载，但是，在上海百姓纷纷为抗日将士捐款献物的时候，却未见捐献字样，有人依据这个断定鲁迅不抗日。这种指责相当可笑。作为当时最著名的作家，鲁迅的一举一动，可以肯定，日本的特务机构是了如指掌的。他若高调抗日，等于置自己及家人于他人的刀俎之上，枪口之下。匹夫之勇，于事无补。这，是不符合鲁迅一贯主张的“壕堑战”战略思想的。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对日本侵略中国，鲁迅是有过抗议表示的。比如，曾跟一位日本友人表示，要跟日本文化界人士停止往来；在日本杂志上写文章，用寓言方式表达反抗压迫的意思；日本著名记者、政治活动家松本重治在其回忆录《上海时代》记录了去世前夕的鲁迅会见日本记者时的谈话，“鲁迅先生对十多天前来上海的山崎靖纯氏透露了他的信念。他说：‘为了解放我们被压迫民族的同胞们，即使祖国中华民国变成沙漠，我们也决不停止和帝国主义的斗争。’”这种掷地有坑的话语，不亚于政府外交部的声明吧？

以身处无外强入侵、无兵燹之灾的21世纪初，苛责身处列强环伺、日寇恣意蹂躏之上世纪30年代的文学家鲁迅不够热血，不够民粹，不够愤青，这是一件绝无风险而又十分讨巧的事情——轻而易举地就把自己塑造成了大义凛然的爱国人士。这种讨巧的事情，人皆可为，不足为奇，不足为贵。我认为更有意义的事情是：设想一下，自己处于那个时代，那个情景下，会怎么做。
坦白地说，作为一介白衣书生，我若是处于那个时代、那种情境下，肯定也是先带着家人躲到尽可能安全的地方，不会轻易地选择走以卵击石、自取灭亡的道路。倘若走了这路，肯定是另有原因的。比如说，酒后冲动，被身边朋友刺激，等等。据说，文天祥当年走上抗元的不归路，也并非冷静思考的结果，而是为“一团血”所刺激。他是南宋朝廷的状元，又临危受命担任兵部尚书。因此，当僚属放出“你死，我们也跟着死”的狠话时，文天祥已经别无选择。

文天祥是一个有趣的人。他当时就跟僚属开了个玩笑，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妓女爱上某士人，相约偕老。妓女是一心一意地爱，而士人却不过是逢场作戏。士人得到朝廷封官，妓女想要跟他去上任，士人不愿意。为了甩掉妓女，骗她说自己也不愿独行，不如一起去死。于是，准备了毒酒，让妓女先喝。妓女喝了一半后递给士人，士人却不喝。妓女一死，士人便独自上任去了。文天祥成了那死心眼的妓女，至于他的僚属，日后是否跟那士人似的，苟且偷生，难以考证。
秦桧也是宋朝廷的状元，官居宰辅，同样是拿老赵家的俸禄。但是，秦桧选择的，却是跟文天祥截然不同的道路。这就是人品、节操的天壤之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