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秘密情报工作的历史研究

秘密情报工作，是人类的一种重要政治活动。传统的秘密情报工作，主要集中在政治、军事情报上，现在随着现代经济和技术的发展，秘密情报工作已经发展现商业、金融、技术等许多领域。我们这里主要讨论的是政治、军事领域的秘密情报工作。

情报工作之于国家实体乃至政治、军事集团，就如一个人的耳目，不可须臾或缺。因此，在情报工作领域，实际上分为两大块，一是搜集其他国家和政治、军事集团的公开信息，二是获取其他国家和政治、军事集团的未公开信息。情报机构在搜集情报时，原则上公开信息和未公开信息都要搜集，分门别类地加以汇总，以便决策机构需要时提供相关情报。湘军情报官张德坚编纂的《贼情汇纂》，是中国古代政治军事情报学一本典型实例，举凡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以及人事关系都，在这本书中都有反映，这说明情报工作范围之广泛。这些情报未必都依靠专业情报人员搜集，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篇文章，日本每年都出一本中国官员的Who’s Who，其范围达到中国的县级官员，除了履历之外，甚至重要社会关系都有涉及。如果出于敌对目的，这种情报的价值不可小覻。

情报人员以获取有价值情报为目的和职责。未公开乃至视为“机密”不准备公开的情报，其价值往往高于已公开的情报（这些已公开的情报，大陆习称为信息，港台称为资讯）。因此，获取未公开情报乃至机密情报，往往需要采取非法的手段。这些手段包括派遣人员“潜伏”对方组织，伺机获取机密；收买或吸收对方有机会接触机密的人员；派遣人员隐蔽身份，与对方有机会接触机密或掌握机密的人员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伺机获取情报；派遣人员采取强力直接截取情报。在无线电报时代，截获对方机密电报、窃听对方电话，也是获取机密的重要来源。

中共在夺取政权以前，情报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周恩来是中共情报工作的大师，在国民党高层布“冷子”，发展战略情报人员，派遣人员打入敌方情报机构、军队都要害部门，源源不断地向中共高层提供情报，这既有情报组织工作的严密和眼光，也与中共情报人员的信念和忠诚。解放以后，党内不好的政治气氛，造成了一批曾在秘密战线上工作的党员蒙受了不白之冤，甚至在政治运动中出现机密档案受到冲击，使仍在特殊战线上的“潜伏”人员暴露身份的严重情况。近年甚至出现高层情报部门人员被收买而造成严重泄密，危及海外情报系统的情况。这反映了情报组织工作的松懈和情报人员信念和忠诚度的下降。

建国初期一些在特殊战线上工作的党员受到打击，以潘汉年一案最大。世人以潘汉年见不见汪精卫作是与非的判断，这是完全不了解情报工作的特殊性。作为情报工作人员，以获取情报为职责。通过接触汪精卫，了解汪精卫对中共的态度和想法，这对情报工作人员而言，是天赐良机，无论事先汇报不汇报，都是功劳一件。作为一个大党，在当时极其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政治关系中，不了解汪精卫集团的态度和动向，这是不可想象的。如何对策，这是中共领导层决定的事，而不是潘汉年决定的事。既然可以派遣人员打入到敌营，为什么不能和敌营人员接触，这是极其荒谬的。

潘汉年以“小开”身份在社会上活动，但其中共党员的身份，实际上敌方特务机构多少有些掌握。为什么留而不动，这也反映了情报工作战线的尖锐性和复杂性。动了潘汉年，解决不了他领导的中共情报网络，“一网打尽”，需要时间；通过他，可以保持必要时与中共高层秘密沟通的渠道。解放以后，许多延安的干部和军队的干部不了解特殊战线工作的复杂性、特殊性，将壁垒分明的军事斗争、阶级斗争原则生搬硬套地对待曾经在特殊战线上工作过的同志，这些同志所受的委曲，人们不难想象。现在反映中共谍战片的流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对于过往历史的一种社会心态。

秘密情报战线，从来就是互相渗透、互相潜伏的战斗。收买或利用敌方情报人员是最常用的伎俩。一些杰出的情报人员，甚至可以有多种身份乃至多重间谍的身份进行活动。潘汉年手下的袁殊，即情报人员的身份就达五种，军统、中统、日军、汪伪都以为他是自己的情报人员，而其真正的身份是中共情报人员。如何甄别双面间谍、多面间谍，在情报机关本身也是一件十分头痛的事情。到和平年代，对于曾经以多重身份活动过的情报人员进行反复审查、甄别，也就成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家常便饭。脱离特殊战线转到其他工作领域的同志大体都有相似的经历，也并非完全是由于无知或偏见所致。

秘密情报战线工作，既大多处于非法状态，因此很少道德顾忌。暗杀、盗窃、行贿、色诱、盯梢、窃听、威胁等各种常人视为犯罪的行为必须采用。周恩来规定中共情报工作，禁止采用色诱方式，这条道德禁令是对中共特殊战线工作的女同志的特殊关照。前两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声称中共女间谍“色诱”美国某高官以获取情报的消息，很令人怀疑。一旦触及刑律，相当一部分在境外的特勤人员甚至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派出机构也不能承认。在抗日战争期间打入汪伪的一些特工人员，因为背上“汉奸”身份，即使死后也没有派遣机构为之“昭雪”。如何对这样一些特殊的“民族英雄”给予历史的公正评判，需要社会的宽容度和同情的理解。前两年对于关露的平反，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赞扬，说明我们社会的进步。但对于她本人以及亲人，这样的昭雪来得太晚。

研究秘密情报的历史，必须根据秘密情报工作的特点，从情报搜集的专业水准、情报组织工作水准、情报人员的素质、情报与重要历史事件的关系等等去考察。而情报工作的社会历史部分，则涉及情报工作的社会氛围、情报人员的普遍社会境遇等许多方面。比如最近发生的斯诺登事件、台湾的侦听处讼案等，都将深刻地改变其情报工作的社会氛围。情报技术史则包括情报获取、情报秘写、情报传递、情报档案和情报利用等许多方面。美英等国根据信息公开法案，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的一些历史档案相当部门已经可以公开查阅，其中可以了解他们的情况组织工作和情报档案利用的情况。现在有关秘密战线的历史研究，大都还在“传奇”阶段，这当然很重要，但离情报学、情报史研究的专业学术要求，还有相当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