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乔良。

　　美国代表的西方模式被自身打败

　　过去数千年里，人类经过艰难摸索，才形成当前西方这套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模式，逐渐达到现在这种发达和富裕程度。客观地说，人类发展到这一步相当不易，西方在很长时期内给世界树立了标杆。但问题是，现在西方开始后劲不足，其能量基本快要释放殆尽，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所谓民主制度的政治能量。

　　西方民主制度自文艺复兴后从17世纪开始萌芽，经过18世纪和19世纪的茁壮成长，最终在20世纪成型。这种民主制度与当时人类所能拥有的先进工具或技术手段相对应，或者说被这些工具和手段所推动。以法国大革命为例，当时第三等级和资产阶级联起手来对抗王权，其力量与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获得的工具相一致，即政党制和报纸。它们用这两种方式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最后成功并创立了民主制度。

　　本质上讲，民主制度就是多数决定论，用选票来做出选择。可是如果绝对实行民主，它就很可能成为多数人的专政甚至暴政。如雅各宾派所做的那样。这时就亟须照顾少数人的利益，因此自由的概念变得同样可贵。换句话说，民主和自由只有在面对王权和专制时才是“盟军”。一旦民主制实现了，民主就成了自由的敌人。对于这些问题，西方一直没能很好地解决，因此才最终导致了现在西方民主制的衰落。

　　作为最典型的西方民主国家，美国的衰落就是西方那套体制和模式出现危机的体现。如果泛泛地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在衰落，可能有人会不服气，因此我们要从原理上揭示这种衰落。

　　美国的衰落某种程度上恰是美国的创新所致，或者说是互联网触发了这个衰落过程。因为互联网是新工具，它将促使人类创造新的民主路径。当年西方第三等级和资产阶级借助政党制和媒体来组织动员民众进而创造民主制度，但那种方式在互联网时代已然过时。现在，当年作为民主制重要工具的纸媒在互联网面前呈现整体性衰落。当每个电脑或手机终端都变成了投票器时，谁还那么在乎报纸呢？多党制也已不再是民主的标志，而是沦为集团私利的代表，这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台湾都是如此。这就意味着西方民主制度赖以生存的工具和平台都已衰落，而其本身又没找到新的方式。看看美国当下刚刚拉开大幕的总统选举，如何越来越像一出闹剧，就明白这种剧目正在过气，因为美国今天已经创造不出“互联网民主”了。过去政党和报纸都是用来表达民意，但现在两者都成了过去时，因为互联网时代不再那么迫切地需要它们来表达民意。互联网早已可以不通过议会或纸媒去表达民众的诉求。因此我说西方民主制的衰落，不是指民主这个抽象概念的衰落，而是支撑其民主制的要素在衰落。

　　就此而言，美国根本不必担心它与中国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因为它根本不是被挑战者打败，而是败于自身的技术创新。美国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发明、完善并普及了互联网，但互联网却将无情地埋葬霸权。互联网在诞生之初面目可爱，让很多人趋之若鹜，因其在经济产能、政治影响、军事力量、文化扩张等各个方面都能起到“倍增器”作用。但在普及后，互联网立即露出其悖论的另一面，即扁平化和去中心化特征，其结果就是消解权力，其中包括美国拥有的霸权。

　　中国有望解决好世界性共同难题

　　作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和火车头，中国在上游拉动资源国家，下游拉动市场国家，这种举足轻重的地位决定了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当今世界，有关任何国际问题的讨论都无法缺少中国因素。虽然有人为了贬低中国，指摘中国人均GDP不足，但这毫无意义，因为一国人均GDP高并不必然意味着世界性影响，比如瑞士、卢森堡和其他北欧国家。中国有世界性影响源自一个独特因素，即中国是所有世界性大国中政府权力集中程度最高的国家，其对资源的支配能力和效率远超其他国家。

　　不过，虽然我们不必在意别人就中国人均GDP高低说三道四，但每当官方公布人均收入之类的数据，总有国人开玩笑说“我是不是拖了国家后腿”，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中国确实面临二次分配问题，即从初级富裕向中等富裕迈进过程中如何解决公平问题。毋庸讳言，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有很大一部分落入利益集团腰包，这是中国今天面临的严峻问题。这个问题一旦解决，就不会再有任何力量能阻挡中国的发展。

　　但需指出的是，二次分配问题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包括富裕国家在内的全世界所有国家都面临的难题。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未找到最好的公平分配办法。面对这个各国都没能解决好的问题，谁也不要五十步笑百步，谁解决得好，谁在将来就是世界领先的国家。

　　美国如果能改变好，那它确实可能会如总统奥巴马所期望的那样继续“领导世界100年”。但美国是个已经定型的国家，它要有所改变，想要打破既有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和利益格局不是简单的事，为此它甚至需要改变现有的法律和价值观。而我认为中国解决和改善这一问题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中国还处在向富裕国家迈进的过程之中，整体还未定型，整体价值观和法律体系还未最后形成，因此比较容易改变。既然已经认识到二次分配不公问题是成为领袖型国家必须解决的关键课题，那么中国必须在成为这样的国家前，先行瞄准这一目标，对自己进行创造性调整，将价值观和法律体系向着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方向调整。如果中国率先解决这一问题，那么它不仅将会缔造一种独特的大国模式，而且对整个人类来说都将功莫大焉。

　　中国的大国模式必然与美国不同

　　虽然美国学者福山最近几年颇受关注，但我觉得他对人类政治和社会的了解仍未达到透彻的程度。因其根本没弄清楚这个世界到底在被什么撬动和改变，也不知道技术如何改变社会形态和人们的心态。

　　有人可能会说：这是不是技术决定论啊？其实不是。客观而言，每种技术都改变了当时那个时代人类对自身及社会的认知，这种改变会融入人类基因并传承下去。整个人类社会就是这样一步步才走到了今天。

　　如我所言，如今的美国已经处在成型后的固化状态并渐失可塑性。但中国还处在成型前的软化状态，有极大的可塑空间。互联网在技术层面天然地迎合和支持中国提出的世界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主张，给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美国在衰落而中国在崛起的原因所在。

　　相对于支撑美国大国地位的要素，支撑中国大国地位或大国模式的决定因素一定会有所不同。如果完全一样，中国的大国崛起就没有意义了。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解决自身问题的同时，也要解决世界性难题，这就要求中国必须找到适合自身且前所未有的独特发展路径。

　　相关资料：

　　乔良，河南杞县人，1955年出生在山西忻县一个军人家庭。乔良是中国著名军旅作家、军事理论家、评论家，空军少将。 国防大学教授、国家安全政策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