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周恩来利用哪位元帅逝世为邓小平复出制造舆论

核心提示：1972年1月10日，在陈毅追悼会上，当周恩来听到毛泽东在谈话中把邓小平“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时，立即敏锐地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有利时机，示意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的话传出去，为邓小平复出制造舆论。

周恩来与邓小平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薛庆超，原题为：毛泽东给邓小平“定性”：错误严重，但与刘少奇不同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涉及一个人物的评价，往往极为慎重，讲究“盖棺定论”。对陈毅的最后定论是由毛泽东亲自作出的。这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上极为罕见，意义非同寻常。这正如朱德在一首悼念陈毅的诗中写的那样：“一生为革命，盖棺方论定，重道又亲师，路线根端正。”

毛泽东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表示了对这位老战友的真挚感情，表示了对陈毅一生的高度评价，同时也意味着对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受屈辱的彻底平反。

在陈毅之后，再也没有人能够得到“伟大领袖佩黑纱”的哀荣了。

正是在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在谈话中又一次提到邓小平。并且把邓小平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这表明毛泽东对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邓小平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只要“定性”为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便可以过党的组织生活，可以出来工作，可以担任领导职务，可以进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样的例子已不在少数。

于是，周恩来便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把毛泽东对邓小平所作的“邓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评价”传出去，以便为尽快使邓小平能够早日出来工作创造条件。

……

毛泽东作出的上述这一系列重大决策，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在逐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纠正他所认识到的那一部分错误。

毛泽东的这些决策，为邓小平的复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阅读了邓小平从江西写给他的信以后，作了一个重要批示：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笔者注）印发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指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笔者注）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这一大段批语，尽管并不完全正确，例如说“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就不符合历史事实。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却有着至高无上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的批示，虽然着墨不多，但言简意赅，十分精当地评价了邓小平的革命历史。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一评价是很高的，与邓小平同时代的其他老同志，还从来没有受到过伟大领袖如此高的评价呢！

毛泽东的批示，等于向全党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确凿无疑的信号——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要起用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了！邓小平健步登上联合国讲坛，庄严宣布：中国将坚决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

邓小平从联合国载誉归来，毛泽东更为倚重。每当毛泽东会见重要的外国客人时，总能看到邓小平的身影。

在促使邓小平复出和重新工作问题上，周恩来呕心沥血，煞费苦心，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毛泽东是让邓小平复出并委以重任的决策者。没有毛泽东的决策，任何人也不可能使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但在毛泽东决策以后，是周恩来抓住不放，排除万难，一以贯之，落实到底，把毛泽东的决策迅速变成了现实。

周恩来与邓小平的革命情谊，长达半个多世纪。早在20世纪初，当他们在欧洲勤工俭学时，便一同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道路，在中国旅欧共产主义者的各种集会和活动中，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并肩战斗的英姿。邓小平在1980年8月会见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曾无限深情地回顾周恩来说：“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曾问过邓小平：“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

邓小平沉思了一下答道：“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是的，在法国的两年，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岁月，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革命战争中，在建国后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关中，直到周总理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吐出最后一息，父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956年至1966年这10年里，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出席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邓小平作为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出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会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支持，始终站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工作的第一线，结下了真挚的情谊。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使周恩来顿时失去了一个有力的臂膀。他千方百计保护邓小平，并一直在寻找着、等待着、思考着如何使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的最佳时机。

邓小平下放江西劳动时，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要求江西省妥善安排好邓小平的居住、生活、劳动和学习，绝对保证邓小平的安全。

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期间，虽然周恩来在协助毛泽东处理庐山会议上发生的林彪密谋“抢班夺权”这一重大事件的过程中异常繁忙，但他还是挂念着在庐山脚下的邓小平。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一天，周恩来对保健医生说：“这里现在有我两个熟人呢！一个是你的同行，她叫郑淑云（指周恩来的一位保健护士，当时在卫生部江西“五七”干校）；另一个是我的同行，叫邓小平，现在南昌附近住。一个郑，一个邓，两个‘耳刀’嘛！”过了一会儿，周恩来又轻轻叹息了一声，以惋惜的口吻说：“我告诉你，邓小平同志就在山下，本来这一次他是可以上山来的，现在看来又不行了。”

1972年1月10日，在陈毅追悼会上，当周恩来听到毛泽东在谈话中把邓小平“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时，立即敏锐地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有利时机，示意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的话传出去，为邓小平复出制造舆论。

同年1月下旬，周恩来在接见一个会议的代表时，明确指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如今，关于邓小平的复出问题，毛泽东亲自作出了重要批示。有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周恩来立即抓住时机，雷厉风行，迅速行动。

 

周恩来首先派人将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印制若干份，分送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并立即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再次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周恩来写道：

登奎、东兴同志：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切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当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笔者注）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笔者注）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周恩来

一九七二、十二、十八

经过周恩来的努力工作，终于排除了在邓小平复出问题上的重重障碍。

实际上，“九·一三”事件以后，中共中央任命了新的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邓小平所处的政治环境开始有了一些转机，生活待遇也逐步好转。

一天，中共江西省委的一位负责人到南昌步兵学校看望邓小平，并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组织生活的通知。邓小平敏锐地感到，这是一个实质性的变化，表示了政治生命的恢复。“我将来还会出来工作的！”从被打倒的那天起，邓小平始终不渝地保持着这种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

邓小平在等待着新的历史性的召唤！（《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薛庆超著，九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