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豪赌恶性通胀和恶性增长

中国豪赌恶性通胀和恶性增长

倪金节/文
 
过去两年，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收紧货币和价格干预的政策，虽然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通胀完全失控的风险，但是宏观调控政策短期特征过于明显，产生通胀的本源性因素依然根深蒂固。如果不能从源头上管理通胀，“十二五”时期，我们将不得不在战通胀的过程中疲于奔命，而错失了调整经济结构和提高增长质量的大好机遇期。
 
本轮通胀周期虽然与之前有较多相同点，但却也存在居多的新特征。整体看来，货币超发、资产泡沫传导、商品价格高位、能源价格改革滞后等因素是眼下物价不断上涨的最主要原因。本栏还是先来讨论货币问题。
 
目前，学术界讨论最多的是过去十多年广义货币飙涨了三倍，货币超发带来通胀的逻辑铁板钉钉。在经历了长达近一年的货币渐渐收紧之后，货币供给再想维持在25%以上的高位已经不可能，今年的M2增速已经明确下调至16%，与以往可左可右的表态有明显不同。可以肯定，紧缩货币依然会是接下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主要工作。
 
但是，紧缩货币的力度和速度，远远赶不上货币增发的凶猛。纵使按照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M2今年增长16%（已经低于之前的目标17%和实际20%以上的增长，接下来不大可能M2增速会继续下调），五年后中国GDP达到55万亿，那么对应的广义货币将由现在的72万亿膨胀到150万亿以上，届时可以想象资产泡沫会出现怎样的飙涨，通胀又将飞到多高？
 
时至今日，比货币超发本身更值得重视的问题是资产泡沫向通胀传导的趋势。的确，流动性泛滥通过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吸收，能够大大减轻消费品领域的价格上升压力，无疑资产泡沫成为缓解通胀政策的一部分。
 
但是，这只能存在于资产泡沫膨胀初期，一旦泡沫堆积到一定程度，就会渐渐往消费领域传染。比如，房价不断上升，房租也跟着涨，那么餐饮店经营成本增加，于是菜肴价格必然上涨。这就是资产泡沫带来生活成本、商务成本上升的简单事实。加上货币购买力不断下降，两者叠加，就使得居民的生活压力空前。从而倒逼工资不得不随之上涨。这种“物价—工资”螺旋式上升，是中央银行领导们最头疼的。房地产就是货币超发与通货膨胀之间最重要的传递渠道。老百姓期待的只能是要么工资大幅上涨，要么房价大幅下跌。
 
故而，“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物价上涨”三点其实是一条线，在前几年可能这一逻辑还没那么明显，但是随之近年房价屡屡暴涨之后，泡沫推升通胀的逻辑也就十分明晰了。
 
这是持续十多年货币存量堆积的必然。尤其是近几年天量货币成为常态，其实按照中国经济自身需求和过往经验值来推算，超过5万亿年度新增贷款就可以称之为天量信贷。对应的是2009年货币供应增速是30%，超出名义GDP增速20个百分点；2010年货币供应增速是20%，超出名义GDP增速7个百分点。这绝对是历史上最宽松的货币环境时期。
 
认清楚了这点，那么治理本轮通胀就不单单是收紧货币那么简单了。况且“真”收紧货币所需要的大勇气、大智慧并非轻易就能拥有。历次通胀周期，宏观调控都是艰难进行，总理亦公开直言压力巨大。当前货币形势错综复杂，当务之急一方面是紧货币，但另一方面必须兼顾挤掉泡沫，二者缺一，通胀都不可能得到控制。
 
可问题是虽然治理通胀的表态异常坚定，相关政策文件亦出奇的高频率论述战通胀。不过，一旦回到真实的经济运行，只要稍一推演，我们就很难看到通胀真的能够被驯服。连CPI等通胀数据的统计准确性都遭遇外界普遍质疑，这只能成为看空中国经济的人们，继续做空的动力。因为管住了温度计并不等于管住了气温一样，遏制住经过调整的CPI，并不等于制住了通胀的逻辑如出一辙。整个“十二五”时期，将掀起新一轮的基建高潮，不少省市宣布五年内实现GDP再翻番，再造一个某某省的口号，是部分地方大员脑海里最顽固的思维。在GDP冲动依旧是主流的情况下，纵使目标值已经降至7%，只会带来低质量的高增长和难以忍受的高通胀。
 

战通胀，不得不面对的价格二次闯关
 

恶性通胀烈焰点燃，输入性压力空前
 

升值能否遏制住通胀？
 
2.中国豪赌恶性经济增长
 
卢比尼/文
 
中国发布“十二五规划”之际，我恰好在中国进行了两次游历，而我的所见所闻更让我相信：中国短期和中期的经济表现之间存在着潜在的不稳定矛盾。
 
目前，中国的经济表现为过热，但再过不久，中国的过度投资将会促成国内和国际的通货膨胀；而一旦固定投资无法增加（最有可能发生在2013年以后），中国经济就将经历大衰退。因此，中国的决策者不应该只集中精力确保当前的经济软着陆，而应该担忧新五年计划后半期可能遭遇的经济衰退。
 
与“十一五规划”一样，新的“十二五规划”也提出了要提高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但在类似的美丽辞藻背后，新规划的细节却明示了中国经济将继续依赖于投资拉动（包括住房投资在内），而不是依赖于人民币的快速升值、对居民持续的财政转移、税收政策、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户口政策的变革，或者是金融抑制的放松。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持续着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和人民币的低估，从而导致公司和居民存款率高居不下，也从而导致经济增长依赖于净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对基础设施、房地产、进口竞争工业产能和出口部门的投资）。当2008-2009年中国净出口在GDP所占比重从11%下降到5%时，中国领导人将提高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应对措施，使其在GDP中的比重由42%提升至47%。
 
正是因为固定资产投资的扩张，2009年的中国经济并没有遭遇类似日本、德国和其他亚洲新兴国家那样的严重衰退；而2010-2011年度，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甚至已基本接近50%。
 
然而，任何一个试图将投资比例维持在GDP一半水平的国家，最终必然会遭遇大量的生产过剩和骇人的不良贷款问题。中国在实物资本、基础设施和不动产方面充斥着过度投资，空荡荡的机场和高铁、没有出口的公路、成千上百个庞大崭新的中央或省级政府大楼、鬼城、预防全球铝价格上涨而新建好但未开工的炼铝厂等等，无一不是中国过度投资的明证。
 
短期来看，基于中国经济的粗放型增长，投资先是引发资源价格上涨，但接着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严重通胀压力，而制造业和房地产也将首当其冲。最终，更可能是2013年以后，中国经济将遭遇严重的硬着陆——包括上世纪90年代东亚在内的所有过度投资，最终都以金融危机或后续经济缓慢增长为结局。为此，中国需要减少储蓄和固定资产投资、降低净出口在GDP的比重、刺激消费的增加。
 
问题是，中国人高储蓄低消费的成因是结构性的，因此，中国可能需要进行为期20多年的改革来改变过度投资的激励。
 
对高储蓄率的传统解释（如社会安全保障机制的缺乏、公共服务的缺位、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理财工具的不发达等）只能说明部分原因，实际上，中国人并没有比香港人、新加坡人和台湾人存储更多，后者也将可支配收入的30%左右作为储蓄，但由于中国GDP中家庭部门的比例低于50%，因此造成了中国人消费相对较少。
 
在中国，几项政策导致了收入从政治弱势的家庭大规模转移至政治强势的企业：比如货币低估就削弱了家庭购买力，从而保护了进口竞争型国企以及出口商的利润；存贷款低利率意味着家庭部门的大量储蓄得到的是负回报，而同时国有企业的真实借款成本同样也是负的，这不仅刺激了整个经济的过度投资，而且也造成了家庭部门和国有企业之间利益的巨大再分配。此外，对劳动力的抑制政策也使得工资增长明显慢于生产率的提高。
 
为缓解家庭收入的增长障碍，中国需要快速的汇率升值、利率自由化和工资的大幅增长，更重要的是，中国需要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这样国企的利润才会转变为居民的收入，或者对国企利润实行更高的所得税率来获取足够的给居民的转移支付。
 
但是，实施提高家庭部门收入比重的措施将导致巨大的混乱，因为这可能带来大量国有企业、出口导向型企业、省级政府等的破产。因此，在新的五年计划下，中国愈可能偏好更多的投资。
 
如果延续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路径，无疑将扩大制造业、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过度产能，从而加剧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除非2012-2013年换届的中国领导人有所改变，否则中国将会继续以可预见的高昂代价来维持经济高增长。